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長春市城鄉規劃設計研究院

《幸福都市》雜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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尹稚:在“韌性城市”中加入疫情應對,對全球而言是全新課題

上傳時間: 2020-08-12 被瀏覽 626 次

疫情期間的長春市生態廣場(2020年2月) 攝影/唐宋

??  《幸福都市》雜志 [規劃韌性城市·建設幸福家園](總第26期)已正式刊印,疫情面前,對韌性城市的研究應該從哪些維度去開展?其基本對象的界定、適用邊界把控、核心認知的共識是怎樣的?本期我們邀請來自清華大學的尹稚教授,從更為廣闊的視角,對韌性城市“本土化適應性”實踐進行了深入探討。


尹稚
中國城市規劃學會副理事長
清華大學建筑學院教授,博士生導師
清華大學中國新型城鎮化研究院執行副院長
清華大學城市治理與可持續發展研究院執行院長

??  幸福都市:2020年初的新冠疫情對未來韌性城市規劃有哪些啟示?
??  尹稚:城市規劃工作目前正處于變革時期。傳統城市規劃工作框架正在融入國土空間規劃過程之中,并會成為這個新規劃體系的重要組成部分,從宏觀國土到基層社區繼續發揮其十分重要的工具理性的作用;而發軔于十多年前的城市規劃在公共政策領域中的探討則正在融入國家治理現代化的變革之中,其悠久的意識形態傳統得以復興,并成為事關人居環境質量的公共政策形成中的重要參與方;從這個意義上講,城市規劃這個學科的地位在提高,施展其學理能力的領域在擴大,而具體的從業者既會參與公共政策形成的政治過程,更在決策形成之后的行政過程中繼續扮演“技術官僚”的角色,主導更多落地實踐的機會。同時規劃師也會成為公共政策的價值倡導者、溝通者和傳播者。理解了這些變革才能有針對性地談啟示在哪里。
??  首先疫情是對國家治理城市治理和基層社區治理的一次大考,而不僅僅是對城市建設的大考。從這個視角去看啟示是很重要的。我講三點:
??  一、在公共政策形成的政治過程中,規劃師為決策者提供相關決策所需的信息和智能服務,這包括事實數據的精準匯集,針對問題數據集的有效組織,基于專業邏輯數據分析鏈的建構,以及對跨專業和行業的分析結果做出來自于自身專業知識背景的相關判斷。記得當時我提出的目標是“契合精準是本事,宏觀粗算,微觀細算,長時重趨勢,應急重要點”。契合強調的是你要解決的問題是在實踐中遇到的真問題,而不是你自己臆想出來的“假想敵”。各種“算”的目的也不是“炫技”,不是為“技術演習”的邏輯完美,而是夠用、管用則好;同時強調慢變系統及長周期問題和快變系統及短周期問題要分開處理,“急活”抓主要矛盾,“慢工細治”抓廣泛關聯。
??  二、提供實施公共政策的技術性或政策性預案,當時提的目標是“可操作性是核心,一題多解是‘學霸’”,要看到到了預案應對階段已不僅僅是決策方向問題了。這是一個把政治過程和行政過程進行有效鏈接的重要節點,是為實施公共政策做準備,事關社會、經濟、環境的公共政策無不與空間要素相關。離開了空間要素,對位置、規模、質量乃至“品質”、“品位”的界定,很多看上去“很美”的公共政策預案就是一副只有成分,沒有劑量的藥方,是可以吃死人的;同時上述空間要素界定的缺失也使大量預想的公共政策變成了“空中樓閣”,找不到實施中的抓手和落腳點,成為典型的形式主義和空洞口號。還要看到的是隨著現代信息技術的發展,規劃師越來越具備更強的將人的活動系統、物的活動系統、開發建設系統乃至環境約束系統與空間要素建立對應關系和耦合關系的能力,而這種能力標志著在對抗“城市病”的時候,開出的藥方有了更多“藥理”支撐,也會顧及“毒副作用”的削減??挂哌^程的回顧與總結對規劃師而言也是一筆財富。
??  三、能隨時參與公共政策的選擇和執行,提出的目標是“有應變能力,當好實戰參謀,升級參謀長時,恭喜你”,這個階段是技術專家深度參與公共政策行政執行過程的時機,也是傳統城市規劃最擅長扮演的角色,我不用展開談了。
??  其次,傳統上城市規劃善于觀察和動手處理城市建設問題的短板和誤區也在此次疫情中有確定性的和爭議性的暴露,留給我們思考的空間能具體感受到的有幾點:
??  一、醫療和公共衛生設施資源仍處于嚴重短缺狀態,建設標準仍然偏低,這次是靠醫護人員大無畏的犧牲精神和慘痛的生命代價熬過來的。當突發性傳染病成為全球性挑戰時(幾大治理議題之一),規劃技術活動的應對是欠缺的。許多規劃者分不清??漆t院、綜合醫院、傳染病治療中心等醫療設施的功能和分工,“一刀切”地提出建設布局意見。至于發熱門診應有的負壓病區獨立空氣調節等更細致的建設標準概念在傳統規劃項目審批更是少有涉及,在疫情面前城市的硬件能力評估中是人均床位數重要?還是人均醫護人員數量重要?還是發熱門診分布數量和均勻度重要?我想許多規劃師是一頭霧水的。“短缺”是共識,但真缺的是什么?要做研究。
??  二、城市缺乏可以真正平戰結合的開敞空間,受到城市土地開發逐利的壓力,大中小逐級分布的露天市場幾乎絕跡了。露天停車場也在逐步消失,這些平時看上去利用頻率很高但又不那么“經濟”的開敞空間,其實都是戰時臨時醫療設施(如戰地醫院)部署的最佳選址,就近有基礎設施支撐,硬質場地易于保潔消毒,市場化的尺度等級分布和均勻分布就是天然存在的,可以應對市、區、社區對戰地醫院不同級別的部署,這顯然比所謂“常備”戰地醫院的規劃設想要實惠得多。當然征用體育場館和會展建“方艙”醫院也是個出路,但如果遇到的是級別高于新冠的更烈性傳染病時,其部署和改造的代價會指數級上升。戰地醫院的單元化、可移動化和單元自執化是個趨勢,城市規劃更應重視的是開敞空間預留,而這種預留絕不是“低效閑置”,合理冗余也不是浪費。
??  三、居住類社區的規劃導向會被重新討論,居住類社區在疫情中成為了最基本的防控單元,其防控代價和難度,直接與規模大小、封閉方式、自我配套水平相關。但具體的結論這時候下還過早,疫情過后必然可以通過大量案例積累找到些規律性的東西,對此我很期待。
??  四、城市服務系統的公共性問題也會引發討論,靠市場驅動當然極大地豐富了服務體系的多樣性。市場驅動的電商在保證物流系統不崩潰,保障基本日常生活需求等方面可謂功不可沒。但以醫療、教育為核心的真正的“公共”需求確定不是可以靠市場驅動解決的,這也是當下城市生活的痛點,加大公共投資勢在必行。

??  幸福都市:如果韌性可以量化,我國現在的城市韌性居于什么程度?還有哪些方面有提高空間?
??  尹稚:疫情發生后,關于“韌性城市”的理念已被反復提及。確實這個概念在1999年最早被用于城市研究時就是從防災減災方面切入的。這個詞被國人所熟悉是美國洛克菲勒基金會在2013年5月提出的一個城市發展項目——“全球100韌性城市(100 Resilient Cities)”,2014年四川德陽和湖北黃石正式成為全球第2批入選會員城市,2016年浙江義烏和海鹽成為了全球第3批會員城市。這個發展項目是“通過為城市制定和實施韌性計劃及提供技術支撐與資源,幫助世界各地的城市增加韌性,應對21世紀日益頻發的自然、社會、經濟挑戰”。這個項目有其一套自成體系的狀況判讀標準,目標引導指標和結果評估標準。是規劃界很熟悉的那種客觀數據加主觀權重的評價方式,篇幅很長,不列出了,可以上網自行查找,資料都是公開的,湖北黃石的政府總結報告也已經集結出版過了。
??  從全球會員城市的實踐資料看,這個頗為“量化”的評估/評價體系的初始版是很“國際化”的,在運用中都必然有一個“本土化”的過程,而且會員城市在應用中是針對城市特點有很多取舍自由的。所以可以看出這種評價的目的是為了“解決問題”,而不是為了排序排名,所有城市的“打分”結果根本就沒有橫向的可比性,換句話講這不是一場“錦標賽”,只是一項以應對實際問題為出發點的實踐激勵。從一年多前我開始指導一位留學生做此研究,研究的就是所謂“國際標準”應對中國問題的“本土化適應性”探討??梢曰卮鹑c:①“韌性”及“韌性城市”的理念生成及實踐探索,中國和發達國家幾乎是同步啟動的,屬即刻引進,無時間差;②到疫情爆發前,學術上對此理念重視和關注的學科有限,基本集中在與傳統減災防災關系密切的土木工程、建筑、城市規劃等;③在會員城市實踐中涉及的內容更全面,但比較泛泛,從總結材料看形式大于內容。交差了,但是否有效無從判定(本來我的學生這段時間應在做現場深入調研,因疫情推遲了)??傮w上看這個領域的理論和實踐都只有很短的歷史,假說多,預案多,但大部分還沒有在真實的沖擊面前被“檢驗”過。
??  在“全球100韌性城市”城市項目中,還沒有一個是涉及大城市疫情背景下的研究和預案準備。如果網上流傳的美國去年所做的以“病毒”輸入為背景的“演習”是真的,那這是至今能看到的最大規模疫情沖擊下的計算模擬演習。在“韌性城市”中加入疫情應對,對地球村成員而言是全新課題,任重道遠,而且沒太多國際經驗可借鑒。

??  幸福都市:韌性城市是個寬泛的概念,它是政府、應急小組、建筑師、城市規劃者、工程師、社會工作者等方方面面共同努力尋求整體解決方案的目標。那么規劃工作在提高城市韌性方面,應該承擔哪些任務?扮演什么角色?
??  尹稚:韌性城市研究還是應有條理、有聚焦,這是國際合作的前提。
??  我是不支持把韌性城市的概念泛化的,顯然韌性城市的研究應該從多學科、多視角、多尺度、多維度去開展,但對基本對象的界定、適用邊界的把控、核心認知的共識還是要有的,否則就很容易形成雞對鴨講的局面,不利于學識的積累,很容易把科學的問題變成“辯論秀場”和“口水戰場”。
??  在我的眼里這個理念是這樣建構的:對象分二類:物質系統和人類社會系統。韌性分三類:經濟韌性、社會韌性和物質環境韌性。追求的目標到目前為止有五個(以后還會拓展):①強化系統內部聯系與反饋作用達成動態平衡的能力,②強化系統內部子系統兼容性、替代性、削弱外部沖擊的能力,③強化系統內部高效率的資源流動性填補缺口的能力,④鼓勵系統架構扁平化使之具備靈活的適應能力,⑤要求系統常備一定的冗余,加大不確定性沖擊下的緩沖能力。具體的策略預案從以下幾個方面的探討多一些:①從建筑到城市的多功能性探討,這應了老祖宗對空間的那句話,空間為器,越簡潔通用的器,其功能適用性越多樣化。這是一種防止過度設計,防止過度定制化的建筑和城市建設思路,也是保留城市經濟混合性和適度重疊性的思路,以加大抗沖擊的冗余度。②功能的模塊化和備用化,這個挺有意思。許多災變情況下可移動性設施越來越受重視,比如:設備齊全的移動醫療方艙,平時解決的是城市以外鄉村的流動醫療問題,災變時則可排列組合成各種城市應急醫療基地。③社會構成的多樣性。這意味著危機中解決問題的思路、信息和技能的多選擇性,階層和職業種類越單一的社群,在危機中的應變能力越差。④互聯互通的各種網絡強化方案。這不僅僅指實體網絡的物理連接,也包括人與人之間各種合作和協同行動網絡的建立,包括真實社會和虛擬社會二個層面。⑤在他組織進程中包容自組織的價值。雖然城市規劃主要提供的是他組織的工具,是追求效率和資源節約為導向的。追求城市各種結構的清晰化、精準化,但在危機時這種結構形態也是最脆弱的形態。相反自組織形態的復雜和不那么高效精準反而具有更好的抗沖擊性,如我們喜歡的“煙火氣息”就是典型的自組織系統為主形成的,不要把城市生活的全部都納入他組織進程,那樣城市才有更大的環境適應性。

??  幸福都市:本次疫情,各國各地不同的人表現出不同的應對態度。規劃對人是否有影響和塑造之功?如果有,表現在哪些方面?
??  尹稚:環境塑造人這句話從廣義上講是沒錯的,但幻想通過規劃師的努力僅僅通過物質環境的改善就可以影響和改變人則有點想多了,或想簡單了。疫情面前各國政府采用了不同的應對方式所考慮的因素中,硬件設施供給能力是一個因素,但不是決定性的因素,不同的社會、經濟、文化背景對人的影響比建成環境的影響要大得多,一個小小口罩成為爭論的焦點就反映出對戴口罩的科學認知,符號學意義上的指向性認知,現象學意義上的群體認知等等差異極大,這里不展開了。

??  幸福都市:數字技術對于塑造韌性城市正在起到或者將會起到哪些作用?
??  尹稚:新技術對塑造韌性城市無疑會起到越來越大的作用,在當下這個時代,所有的城市都是信息網絡上的城市,是信息流支撐下的城市。
??  這次疫情中,“數字” 技術的應用不僅是健康碼的普及,各種數字化的管理、治理和服務增強技術都被廣泛應用于政府工作和老百姓的衣食住行。
??  其實,在疫情之前,中央就已開始布置新型基礎設施建設,這將會推動新一輪數字科技發展和應用的高潮,“數字城市”也會迎來新的發展契機,這無疑讓投資者、從業者、消費者充滿期待。但與這種技術“狂歡”相對應的是,治理中還存在大量簡單粗暴的“一刀切”現象。
??  這是因為,科學技術的進步并不會必然帶來社會治理的進步和社會沖突與矛盾的化解。早在1930年代羅斯福新政時期,就有將“科學精神引入政治和工業領域”的倡導和實踐,并催生出一個所謂專家治國的“科學主義至上”的發展時代,這個時代正是西方發達國家物質環境建設的高峰期,深刻影響了歐美城市面貌的現代化。以駕馭科技實現發展為核心的“發展主義”理論,創造了全球發達地區的現代化“景觀”,但并沒有實現當初預設的大部分社會目標,很多項目還留下了環境破壞的后賬。
??  在迷信互聯網能改變一切的專家眼中,“世界是平的”??烧鎸嵤澜缬肋h不是平的,差異和峰谷始終存在。中國的工業化和現代化進程不過百年,當下的主要矛盾還是發展不充分和不平衡的問題。理念落差、物質基礎落差、文化教育落差無處不在。杭州使用健康碼實現人群的識別和隔離,高效先進,農村地區挖溝斷路對疫情防控也直接有效。有遠大高尚的目標沒有問題,但“違和感”是否刺目要放到具體的文化環境中去理論,當然簡單粗暴到違法就另當別論了。
數字技術的應用也存在大量需要完善的非技術問題,例如手機上的健康碼,它的可信度是以治理規則為前提的,即辦號實名制,否則一人剛從國外疫區回來,落地后拿到一部“健康手機”,不也是可以處處“綠碼”通行嗎?而且中國跨地區、跨部門的數字化互聯互通機制還在行程中,“數字孤島”現象不少,這也使得有時技術不那么“好用”,人肉治理模式還會存在。

??  幸福都市:在塑造韌性城市方面,全世界范圍內是否有能給我們提供啟發的案例和經驗?
??  尹稚:國際經驗就不去談了,中國問題的復雜性和中國發展的階段已到了面對未知未來的時候,簡單的拿來主義和尺度差別巨大、國情差別巨大的經驗照搬已解決不了問題。我們到了研究基礎理論的時候了,中國的規劃要再往前走一步需要從國家的意義、文明的價值、經濟的發展與普惠、社會的組織與生長培育、技術的作用與局限等等更深刻的思考出發去建構規劃的未來了,別再惦記著抄指南,抄規范就能解決問題。


來源_長春市規劃編制研究中心
總師辦(大項目辦)_《幸福都市》編輯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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